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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文景时期的文人气象

作者:隋丽娟(海南师范大年夜学文学院教授)

汉初文景时期,始于汉文帝元年(前179),止于汉景帝后元三年(前141),总计约41年。文景二帝在高祖、惠帝无为而治休摄生息的根基上,继承行黄老无为之术,奠定了西汉国富夷易近强的物质文化根基,揭开了武帝盛世的序幕。历史将这一期间誉为“文景之治”,班固盛赞,“周云成康,汉言文景,美矣”(《汉书·景帝纪》)。

高祖统一,庶夷易近得离战斗之苦。然而,“顿时逆取”政权的君臣们,却不得不面对满目疮痍而民心思定的汉初世界。自春秋战国至以汉代秦,战斗与动乱成为此一历史阶段的常态。与此同时,经济崩溃,人口锐减,农业临盆几陷难以为继的田地,“夷易近掉功课,而大年夜饥馑。凡米石五千,人相食,逝世者过半”(《汉书·食货志》)。对付经历秦火又回到功能混融、领域不分的汉初社会而言,唯有确立与夷易近苏息、“僻静无为”的治国之策方可恢复临盆、保持统治,施行黄老之治恰逢其时。

黄总是形成于战国时期的道家学派,奉黄帝、老子为鼻祖,在执守道家“自然无为”理论的同时,强调“无为而无不为”。黄老思惟因此既定秩序为条件,是退却前提下的朝上进步;在吸纳儒家的仁与礼、法家的法与势的同时,将正统道家从遁世主义转向经世致用,从悲不雅无为转变为积极有为。

高祖、惠帝服从黄老思惟,推行“僻静无为”“与夷易近苏息”“打扫烦苛”“轻徭薄赋”“约法省禁”和崇尚节俭等较为宽舒的统治政策,迎来了“汉接秦弊”后政治的稳定与经济的规复和成长。“文帝本修黄、老之言,不甚好儒术,其治尚清净无为。”(《风气通义校注·正掉》)景帝时期,对黄老思惟更是推重备至,“窦太后好黄帝、老子言,帝及太子诸窦不得不读《黄帝》《老子》,尊其术”(《史记·外戚世家》)。黄老思惟“无为而无不为”的治世哲学,为文景时期的社会带来了轻徭薄赋、节俭缓刑的宽舒政策,也带来了宽松、自由的学术情况和兼采百家之长的学术氛围。惠帝废除秦以来的“挟书律”,文帝登位,更是博采众长,任用贾谊、晁错、公孙臣等为朝臣。新王朝的出生,为走过秦暴政而浴火更生的士人供给实现空想、施展才能的时机和舞台,汉初社会日渐出现出宽松而自由的文化氛围和积极朝上进步、建功立业的社会景象,“汉兴,萧何次律令,韩信申军法,张苍为章程,叔孙通定礼仪,则文学彬彬稍进,《诗》《书》每每间出。自曹参荐盖公言黄、老,而贾生、晁错明申、商,公孙弘以儒显。百年之间,世界遗文古事靡不毕集”(《史记·太史公自序》)。学术经典的渐次复出、网络、收拾与钻研,使昌盛于战国时期的诸子百家在经历秦火后再度繁荣。

陆贾以儒家为本、融汇黄老道家及法家思惟,提出“行仁义、法先圣,礼法结合、无为而治”(《新语》);贾谊受荀子、李斯、张苍之学影响,又杂糅儒道,进出百家,在文景盛世的繁荣天气下,赓续道出社会的潜在危急;晁错服从法家,又向伏生进修《尚书》,由此成为太子舍人。而《淮南子》的成书更将这种学术的吸纳与兼容推向了高峰,其学术以黄老道家为根基,兼采儒、法、阴阳、墨等学说而形成新的哲学体系,班固将其归至“杂家”,“杂家者流,盖出于议官。兼儒、墨,合名、法,知国体之有此,见王治之无不贯,此其所长也”(《汉书·艺文志》)。文景时期的学术繁荣与春秋战国的思惟争鸣有所不合,汉初的各家各派赓续探寻实现王朝长治久安的举措。

文景时期形成了充溢博大年夜、包涵、朝上进步的文化气息,令经历了暴秦的文人从新唤起了积极朝上进步、治国安邦、立功立名的强烈希望。汉初文人在宽松的政治生态情况下,积极追寻春秋战国士人建功立业的萍踪以求不朽。陆贾对时人愿望实现“建大年夜功于世界”“垂大年夜名于万世”的功业,提出了“必先行于纤微之事”的主张,而张良、主父偃建功立业的宏伟志向则十分露骨,“为帝者师,封万户,位列侯”(《汉书·张陈王周传》)。“丈夫生不五鼎食,逝世则五鼎烹耳”(《汉书·严朱吾丘主父徐严终王贾传》),尽显汉初文人期盼乘时立功而耻于贫贱平庸的心态,“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论语》)。与春秋战国时期不合的是,汉初文人统统建功立业目标的设定无不与大年夜一统的现实政治慎密相关,陆贾的《新语》、贾山的《至言》、贾谊的《过秦论》《治安策》《论积蓄疏》、晁错的《论贵粟疏》《贤能对策》《论守边备塞书》《言兵事疏》等,都在直面社会现实要害,提出治国善策,“当世不蒙其功,后代不见其才,君倾而不扶,国危而不持,寥寂而无邻,寥廓而独寐,可谓避世,非谓怀道者也。故杀身以亡命则非计也,怀道而避世则不忠也”(《新语》)。汉初文人,以悲天悯人的情怀兼具政治家和军事家的远见卓见,敏锐地洞悉王朝初安所面临的政治经济形势,深刻揭示了文景盛世下的社会潜在危急,以深切的忧患意识彰显出个体生命的色泽。“忧患”一词较早呈现在《周易》中:“《易》之兴也,其于中古乎?作《易》者,其有忧患乎?”(《易传·系辞下》)而“忧患意识”的呈现应早于“忧患”一词,它作为一种普遍、稳定的心态或自觉的理性精神,孕育发生于文明之初。作为文化特性的忧患意识经常体现为道德责任感和期间任务感的自觉,也是中国传统文化代价体系下的生活立场与精神旨归。

“务为治”,因时势而权变,是汉初文人安邦立国建功立业的道路,儒学由汉初被排拒于政治中间之外到武帝时“独尊儒术”,60余年间与汉初社会政治之间的成功互动,很好地诠释了这一成长特征。

汉初,“沛公不好儒,诸客冠儒冠来者,沛公辄解其冠,溲溺此中”(《史记·郦生陆贾列传》)。若不是陆贾有据理力图的勇气和辞令本事,不因此汉高祖最为注重的长治久安问题作焦点,不是因地制宜地吸纳黄老之学来阐释儒家的治国理论,是无法动摇汉高祖对儒家的轻渎立场的。汉高祖“试为我著秦以是掉世界,吾以是得之者何,及古成败之国”(《史记·郦生陆贾列传》)的认知,确定了西汉一代的文化学术走向。正如王利器所言,“陆生启沃之功,诚有大年夜造于汉也”(《新语校注·媒介》)。高祖时以帝王之命的形式而起始的历史总结,险些为西汉学术成长划定了主体路径,直至司马迁的史学事情,仍旧不离此定位和导向。司马迁所谓“通古今之变”的思惟当是武帝时学者对汉初政治必要的史学回响。

“夫儒者难与朝上进步,可与守成”(《史记·刘敬叔孙通列传》),这是叔孙通谙悉儒学后的卓识。叔孙通为高祖拟订朝仪,建立礼仪轨制,朝廷秩序由纷乱一变而井井有条。由此,高祖命叔孙通为奉常,赐金五百斤。这不仅是对叔孙通小我的赏识,也是经由过程叔孙通表达对儒生和儒术的认同,司马迁称叔孙通为“知当世之要务”(《史记·刘敬叔孙通列传》)。自汉初起,若何对待法家、纵横家、黄老、儒家等流派的思惟,便是汉初帝王不停在思虑的问题。从高祖“吾方以世界为事,未暇见儒人也”(《新语》),排斥汉儒不雅念,到文帝颇征文学之士,再到景帝时,虽不任儒者,却在辕固生与黄生“汤武革命”的论争中暗助辕固生,汉儒社会职位地方的改变,因此黄老之术无为而治的学术包涵为条件的,是文人不停致力于办理汉初社会现实问题而努力的结果。

汉武帝元光五年(前130),公孙弘建议为五经博士置学生员,学生考试合格可以为官入仕,“自此以来,则公卿大年夜夫士吏彬彬多文学之士矣”(《汉书·儒林传》)。汉初文人完成了由士到士大年夜夫的转变。对汉初的文人而言,这一年是具有深克意义的一年。从这一诏令开始,代表文人主体的儒生作为一个群体,赓续在政治上传达着他们的强音,在历史上持续地留下深痕。学术风俗也因儒学对主体职位地方和政治话语的把握,而体现出儒家景象。

《光嫡报》( 2019年09月09日 1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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